五問“中國企業的創新驅動為何常常是來源于單個的人，而非一個能有效激發創新的機制？”
六問“中國企業為何頻現創新者窮、創新者死的尷尬？”
七問“中國企業的創新文化培育，為何難以跳出‘就創新論創新’的窠臼？”
八問“中國企業如何為員工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，確保他們在創新時能夠毫無后顧之憂地面對上司和老板說‘不’？”
九問“中國企業如何去有效平衡‘行政管理所需的層級’與‘創新管理所需的扁平’？”
十問 “中國企業的創新為何大多是商標創新、包裝創新、廣告創新和外觀創新？”
再看我為什么要提出這樣的創新“十問”？
今年歷時十天的中國兩會（人大、政協）留給我最深印象的莫過于總理李克強對創新的再三強調。這自然要勾起我對一九九八年中國兩會的回憶。
正是在那年的兩會前夕，因為當時的國家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圍繞“樹立全民族的創新意識，建立國家的創新體系”講了一番話，各級政府自然不敢怠慢，幾乎條件反射似地給出了強烈的反響。特別是在隨后十多天的兩會期間，創新的吶喊差不多壓倒了一切，每個代表、每個代表團、每個小組討論無不言必稱創新，很是熱鬧了老大一陣子。
從一九九八到二零一五，十七年的時間不能算短暫，中國看得見的變化也不可謂不大：無邊無際無盡無頭的新公路、新住宅、新高鐵、新物流、新農村、新城鎮，目不暇接，滄海桑田，天翻地覆，令人振奮。但稍加分析，則不難發現，在這些光鮮器物的背后，除了翻來覆去，一以貫之的人口紅利、環境透支和資源赤字，卻難覓中國政府夢寐以求的，以企業為主體的國家創新體系和科技進步的蹤影。
為什么中國企業的創新效果總是幾近于零？
因為我們中國企業對創新總是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和其三；
因為我們中國企業對創新總是葉公好龍，創新好，但一講到創新需要平等、自由、多元、寬容等馬上就不好，就不了了之；
因為我們中國企業對創新總是只要、只欣賞創新的蘋果，不要創新的蘋果樹根、干、枝、葉，更談不上創新的蘋果基因。
如此，中國企業要想真正在創新上有所為，就不能不勇于面對我這里創新“十問”；就不能不深入骨髓，深入樹根去挖掘制約中國企業創新的毒瘤和毒素；就不能不努力從文化基因的源頭上著手，不遺余力地剔之，除之，反復抓，抓反復。
